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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亞洲經濟前瞻指數”調查結果發布的第三年。去年一季度，受訪者預期2016年亞洲經濟將比上年有大幅降低，得出無論是經濟增長、就業還是貿易，都會出現大幅明顯放緩的判斷和結論。一年過去了，這個判斷和結論得到了事實的驗證。例如，2016年新興和發展中亞洲經濟增長率預計將達到6.3%，低于2015年的6.7%；亞洲商品貿易量出口增長率預計將達到0.3%，不僅低于同年發達經濟體出口增速的2.1%和發展中經濟體出口增速的1.2%，而且低于2015年亞洲出口增速的3.1%。2016年亞洲經濟和貿易表現不盡人意。

這使我發現并思考這樣一個現象，亞洲經濟前瞻指數是以亞洲地區乃至全球杰出的經濟學家、政商財界領袖和財經媒體專業人士為調查對象，其調查統計生成的預測值比一些亞洲頂尖經濟學家的預測要更準。事實上，這種情況廣泛存在。由此我更加敬重博鰲亞洲論壇的與會嘉賓，敬重“亞洲經濟前瞻指數”的發起者、設計者、資助者，他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前瞻亞洲經濟的平臺、窗口和舞臺。

2017年“亞洲經濟前瞻指數”調查結果又出爐了。受訪者對2017 年亞洲經濟前瞻，比2016 年大幅回升，但低于2015年。他們預期2017年亞洲經濟增長緩中趨穩，就業狀況趨于改善，國際貿易漸趨活躍。其十大要點包括：1）上半年亞洲地區物價總體或呈上漲態勢；2）對外投資將呈現中國加快和亞洲其他地區放緩的格局；3）經濟增長態勢美國、印度、東盟預期加快，中國緩中趨穩，歐盟、英國、日本、港臺、中東預期趨緩；4）影響亞洲經濟增長前三位因素是中國經濟、美國經濟和逆全球化；5）超過2/3的受訪者認為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可能性較小，人民幣在國際經濟貿易的作用會增強，亞洲主要貨幣兌美元匯率總體傾向貶值；6）股市美國、印度、內地和香港等預期看漲；日本、沙特、印尼和馬來西亞看跌略高于看漲；韓臺趨向下跌；7）最理想的投資目的地前四位是美國、中國、印度、東盟；8）亞洲國家的綠色發展水平處于持續提升過程中；9）亞洲最有成長前景的行業前五位是養老健康、醫藥、旅游休閑、人工智能、新能源；10）亞洲創新環境仍遜北美和歐洲。

2017年亞洲經濟表現

一是亞洲經濟將進入一個持續恢復性增長階段。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進程十分緩慢（見圖1），被稱為世界歷史上復蘇最緩慢的一次。這反映兩次全球性泡沫經濟對長期增長潛力的深度破壞，亞洲經濟深受其害。2017年可能是一個轉折點，亞洲經濟將進入一個持續恢復性增長時期。IMF預測，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3.4%，高于上年的3.1%，2021年將恢復增長至3.78%，略高于1990-2007年全球經濟年均增長3.74%的水平。這將帶動亞洲經濟恢復性增長。

圖1：世界經濟進入恢復性增長時期（2017-2021年數據為預測值）

二是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態勢向好。前瞻指數調查受訪者認為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是影響亞洲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的影響因素。2017年，美國經濟增速預計將達到2.3%（見表1），明顯高于上年的1.6%，特朗普新政有可能進一步推高美國經濟增長率。中國2012年以來的結構調整將取得中期成果，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態勢將好于預期的6.5%（見表1）。中美經濟規模總和接近30萬億美元，中美經濟穩中求進，將帶動亞洲經濟整體趨穩向好。

表1 新興和發展中亞洲經濟增長速度

注：2016為估計值，2017-2018為預測值。東南亞和西亞數據來源為UN，其余為IMF。

三是亞洲商品貿易量增長預期將明顯好于2016年。根據WTO的數據，2016年，發達經濟、新興市場和亞洲商品貿易量出口增速分別是2.1%、1.2%、0.3%，進口增速分別是2.6%、0.4%、1.6%（見表2）。亞洲地區出口面臨著全球供應鏈結構調整、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成本上升等多重壓力而減速。2017年，亞洲商品貿易量進出口增速預計升至1.8-3.3%之間，其中，中國大陸、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進出口貿易增長表現預計將好于2016年。

表2 全球商品貿易量增長態勢（%）

注：2016和2017年數據為預測值

四是亞洲仍是全球投資最理想的目的地之一。根據UN貿發組織數據，2015年，全球直接投資增長了38%，其中，綠地投資投向發達經濟的部分增長了12.31%，投向發展中經濟的部分增長了4.6%。2016年，全球直接投資額下降了13%。其中，流入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下降了9％，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直接投資減少了20％，全球前十大投資目的地中，亞洲有四個。2017年，全球直接投資預計增長10%，亞洲特別是中國仍是全球投資熱點。同時，亞洲成為資本凈輸出地區。

圖2 2016年全球十大外資流入經濟體

五是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上升。據世界銀行統計，亞洲GDP占全球的比重達到33.84%，明顯高于北美的27.95%、歐洲的21.37%。其中，中日韓GDP的規模與美國相當。但亞洲內部差異大、一體化程度低是具體洲情。契合亞洲的洲情，中國采取了擴大內需和進口，推動“一帶一路”和對外投資，提升區內相互貿易和投資，促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加快推動RCEP談判，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增強了亞洲經濟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作用。

六是亞洲地區結構性改革發展不平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各大洲經濟總量增長差異的背后，實質較量的是結構性改革的努力和效果。美國實施了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出口的結構性調整戰略，目前初見成效。中國推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2年以來也取得中期成效。如廣東在推動“騰籠換鳥”調整9年后，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進出口增長率、用電量增長率等都取得出色業績。印度、東盟的結構性改革也取得明顯進展。如2017和2018年，印度經濟增長率預計將達到7.2%和7.7%，東盟五國預計將達到4.9%和5.2%，都好于2016年。

七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增加了亞洲經濟不確定性風險。受供給過剩和美元升值影響，國際油價從2014年6月的115美元/桶跌至2016年1月初的28美元/桶。產油國達成減產諒解，2017年2月底國際油價漲至55美元/桶。同樣，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一直經歷著過山車式的波動（見圖2），給亞洲大宗商品出口國如阿塞拜疆、蒙古、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帶來沖擊。同時，大宗商品進口國如巴基斯坦、馬爾代夫、印度、韓國等從中受益。

圖3 大宗商品價格指數

八是全球不確定性增大提升亞洲金融風險。2017年，雖然有超過2/3的受訪者認為亞洲或局部地區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較小，但全球不確定性增大無疑會加大亞洲金融風險。如美聯儲加息引發美元升值的外溢效應，會加劇亞洲地區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加大亞洲債務風險隱患。IMF預測，2017年亞洲一般政府債務比例將由2016年的97.2%升至100.1%。東盟五國、新興和發展中亞洲的一般政府債務比例也存在上升風險（見圖4）。此外，中國和韓國企業債務風險、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家庭負債風險都在上升。

圖4 亞洲債務風險加大

2017年亞洲經濟將面對逆全球化的新形勢

2017年，有59.3%的受訪者認為“逆全球化”趨勢（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是影響亞洲經濟增長的第三位重要影響因素。從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奉行的外向型經濟戰略，到中國和印度經濟的對外開放，亞洲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緊密聯系，亞洲地區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貢獻者和推動者。然而，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商品貿易的增速已經連續六年低于全球GDP的增速，全球直接投資規模至今尚未恢復到危機前2007年的水平，全球人均GDP的增速是1990年以來最低的。這些數據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逆全球化”已經給全球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亞洲地區經濟深受其害。

當前，亞洲地區經濟存在著兩種相反的全球化趨勢。一個是傳統的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正在退潮。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就任后實施的經濟政策、跨國公司跨國經營效益大幅下降等，都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大家對傳統全球化進程不滿意。究其根源，有三個因素造成了大家的不滿情緒：一是傳統全球化沒有解決好“公平”問題。如美國推動了這次全球化進程，全球化紅利的主要收益被1%的富人占有，99%的民眾既沒有獲得公平參與的機會，也沒有公平分享到成果，最后引發美國民眾廣泛不滿意。二是傳統全球化沒有解決好“創新”問題。全球化創新的主要收益被華爾街、倫敦城、地產商占有，實體經濟企業沒有從中受益，反而承擔危機損失，最后引發跨國經營效益下降難以為繼。三是傳統全球化沒有解決好“治理”問題。全球開放形成了“地球村”，卻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政府治理架構，沒有推動相應的國際組織改革，沒有形成多極化的全球治理機制，最后引發了全球化失控和退潮。值得重視的一點，這次全球化紅利分配的拐點是2001年，這一年發生了“911”，發生了IT泡沫破滅，發生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亞洲地區經濟正在經歷另一個全球化趨勢，新興和發展中亞洲跨境人流、跨境物流、跨境電商帶動的新型全球化方興未艾、蓬勃發展，看不到亞洲地區有開放退潮的明顯跡象。這次調查最有成長前景的行業，受訪者選擇前七位的行業是養老健康、醫藥行業、旅游休閑、人工智能、新能源、教育培訓和文化產業，這主要包括新型全球化的行業。亞洲地區從推動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雙向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到發展跨境旅游休閑、跨境教育培訓、跨境文化交流，進而帶動了跨境養老健康、跨境醫藥合作、跨境人工智能、跨境新能源合作的快速發展。雖然與跨國公司主導、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以全球供應鏈管理和綜合物流革命為手段的傳統全球化趨勢相比，新興和發展中亞洲地區推動、以新工業革命技術為手段，普通民眾和中小企業自發參與的新型全球化尚在發展的“幼稚期”，但它預示著全球化未來發展的新方向和新范式。

亞洲地區經濟將承受“逆全球化”趨勢帶來的不確定性沖擊和影響。在傳統全球化正在加快退出、新型全球化尚未培育成型的階段，就會出現全球化的間歇期。在全球化間歇期，民粹主義、保護主義、以鄰為壑驅動的逆全球化趨勢明顯占據了上風，全球開放、市場主導、技術創新驅動的全球化趨勢進入了間歇期，這個時期全球不確定性風險可能大于機遇，從而進入全球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高頻率發生的時期，甚至可能引發政治、社會、軍事沖突和對抗。在世界歷史上，也曾有過兩次全球化的間歇期。一次是20世紀20、30年代，另一次是20世紀70、80年代，兩次全球化間歇期都帶來全球格局的大調整、全球經濟的大動蕩、全球政治的大較量。這次全球間歇期能否經營好和平、合作和發展，避免沖突和對抗失控，迫切需要亞洲乃至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演講時指出，國際社會不應放棄全球化，而應消解其負面影響。

2017年亞洲經濟將面對全球新工業革命的新形勢

這次前瞻指數調查，2017年將有哪些行業在先進性制造方面最有潛力帶動亞洲經濟在國際范圍內快速增長，受訪者選擇前五位的行業是“智能制造”、“互聯網”、“信息技術”、“分享經濟”、“生物醫藥”。前四個行業都與全球新工業革命的重大技術領域直接相關，說明亞洲工商領袖和學術精英們看好新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產業對亞洲地區未來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在一些領域，如智能制造、分享經濟、“互聯網+”，亞洲尚處于全球新工業革命先發優勢的隊列。

亞洲地區面對新工業革命浪潮，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是“戈登之謎”。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戈登提出，如今的科技創新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遠不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相提并論，全球經濟的增長潛力將越來越低。戈登教授提出來的問題是，全球經濟想要走出低迷，重新找回強勁、平衡、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勢頭，關鍵在于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關鍵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在于加強科技創新。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若以2000年至2005年的年均全球勞動生產率為基準，2015年全球生產率約為基準的七成，因此，新工業革命仍在探索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途徑的階段。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計劃，如“中國制造2025”、德國“工業4.0計劃”、英國“工業2050戰略”等，都面對著共同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在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上取得重大突破，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這就需要亞洲地區的創新鏈開展全方位分工與專業化合作。包括不同層次的創新活動、不同領域的技術合作、不同環節的信息共享，推動開放創新與全方位合作。中國不同地方政府、部門和企業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如深圳的研發強度已經超過4%并且形成很強的創新活力，但基礎研究、共性技術服務的基礎相對薄弱；北京的研發強度最高，基礎研究實力雄厚，但創新活力、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率不高；上海經濟國際化水平高并且基礎研究實力強，但科技創新活力同樣存在問題。“補短板”成為推動創新概念落地的關鍵。

亞洲地區在推動新工業革命技術創新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擴大跨境人流、跨境電商、跨境物流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要求被迫切提出來。如馬云提出的EWTP(電子世界貿易平臺)，目的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參與全球化，讓消費者在這個平臺上實現“全球買、全球賣”。上一輪IT革命帶來了全球綜合物流革命和供應鏈管理，亞洲把握住參與國際工序分工的機遇，發展成為全球加工組裝中心。這次新工業革命將通過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發展，帶來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共享經濟、“互聯網+”經濟。

亞洲新工業革命對就業、生產率、專業化分工的影響尚不確定。如果機器人大規模進入各行各業，是否會替代一線員工產生大規模失業現象？過去跨境就業競爭是發生在不同經濟體普通勞動力之間，未來將發生在機器人和普通勞動力之間。然而，中國經濟的發展經驗證明，中國GDP增速2012年“破八”和2015年“破七”，并沒有帶來嚴重的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結構調整加快。制造業減少的就業崗位被服務業快速發展所吸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減少的就業崗位被中西部快速發展所吸納，傳統業態減少的就業崗位被新業態快速發展所吸納，結構深化吸收了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所替代的普通勞動力。

*來源財經雜志，作者張燕生，原文標題《2017：亞洲經濟步入恢復性增長階段 ——解讀“2017年亞洲經濟前瞻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