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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改革開放 40 周年，劉鶴在達沃斯論壇提出“改革會超預期”，引爆對 2018 將成為改革之年的普遍預期。
“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 2018 年年會” 2 月 25 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由劉鶴等發起設立的經濟 50 人論壇，囊括經濟改革的頂層權威專家，堪稱中國財經決策者與經濟學界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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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歲的吳敬璉出席會議，并就改革問題做重要發言，直擊改革的要害。
重復過去無效的做法，就是延誤時機
要提高效率來支持增長，我們正式的提出是在 1995 年，“九五計劃”明確說了，要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十五”走了一點彎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長方式轉變為主線，后來一直是維持。
高質量發展，這個問題據我的記憶，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時候就強調了。雖然沒有像現在這樣把它集中突出的來作為一個主要要求提出，但是早就提出來了。現在又集中的提出，說明我們過去這二三十年做的不夠好。
我們必須要總結經驗教訓，到底我們取得了哪些成果，我們為什么沒有完全達到目標，這樣我們新措施才能夠真正的實現質的要求。我們如果重復一些過去無效的做法，那就延誤時機了。現在提出的有些做法過去做過，好像效果并不好，我們需要總結教訓。
改革要一項項檢查，不能喊口號
建立一個好的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我們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現在過了四年多，要檢查一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面講了 336 項改革，一項項的檢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東西需要改進，哪些地方原來執行不力，有很多實際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號。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實處就變成一紙空談。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有很多實際的事情要落實，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我們一條條的去看，這個體制為什么改變不了？
政府政策需要審查
過去我們政府的經濟政策是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的，現在是以競爭為基礎的，我們需要檢查一下現在的政策是不是轉向了？
有一天我跟發改委的同志討論這個問題，說發改委一年發了幾百個文件，有多少是產業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競爭政策？而且照我看，這兩種文件應該有沖突。
競爭政策有一條，就是要對所有新出臺的政策做競爭審查，我開玩笑說，你們發的那些文件要審查。政策要符合平等競爭要求，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我們的領導機關都習慣了用行政命令來對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產業、不同的技術和不同的地區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規定。
88 歲高齡、每天都在思考國家命運的吳老，他的每句話都值得有關部門重視和反思。
對于吳老的發言，筆者總結一下有這么幾個關鍵要點：
實現高質量發展，關鍵要靠一個好的體制安排，這需要靠改革來推動。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336 項改革，是引領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頂層設計，是必須長期堅守的底線。
迄今為止 336 項改革落實并不理想。
改革執行不力的關鍵“痛點”在于政府能否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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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吳老看來，改革的“頑癥”，一是觀念一是利益。吳老指出：
許多政府部門認為用行政命令那只看得見的手調整，能夠見效最快。2004 年經濟過熱的問題，采取了“有保有壓”、“有扶有控”的辦法來調整結構；
2006 年國務院就發出了一個“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 面對著全球金融危機，國務院又把大力發展七項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重點。
到了 2013 年國務院和有關部委發了 7 次文件，要求對過剩產能產業的治理。
采用這種方法來解決結構扭曲的問題，看來是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適得其反，結果是過剩產能越調越多，結構變得越來越扭曲，以至于現在“三去一降一補”居于首位的就是去產能，在經濟中間簡直是一個致命性的弱點。
怎么辦？還是應該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旨“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吳老說：
為什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呢？因為市場有兩個主要的功能，一個是能夠實現資源的優化再配置。第二個是建立起能夠激發創新創業積極性的激勵機制。
“三去一降一補”要實現的事情其實就是這兩件事，要靠行政命令很難去解決。
比如用過去的辦法，如果要去產能，就是由行政機關下指標“鋼鐵要壓縮一億到一億五千萬噸”，然后把指標分解下達到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各個地區再層層向下分解。
到了最后就會用一些非常簡單的辦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產能切掉。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那個，而且由于每個行政部門都要保護自己的產業，所以在執行過程中會發生很多的扭曲。
面對深水區的改革，吳敬璉認為，要“防止改革空轉、真刀真槍地推進改革”，需要三個突破：
首要的問題，是要形成對改革的共識。
以國企改革為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覺得國企改革似乎進展得太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由直接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產）轉向管資本為主，通過若干資本經營公司作為投資主體掌握原有的國有企業的股權。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認識，比如有些在國資部門工作的朋友就認為，他們還必須繼續管人、管事，直接管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認識上求得統一，恐怕是國企改革能夠邁步往前走的一個前提條件。
第二，要抓實改革的機制保障，把執行各項改革決定的主體責任落實到位。
比如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要求在公平競爭審查中“把自我審查和外部監督結合起來，加強社會監督”，但具體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個制定政策的機構進行自我審查，而沒有明確外部監督和社會監督由誰負責和怎樣進行。
比如說民眾投訴某一個政策規定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由誰來接受投訴，誰來做出處理，必須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否則審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強督察工作，落實主體責任。
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要求，“理清責任鏈條，擰緊責任螺絲”，抓緊完善對負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員的督辦協調、督察落實和責任追究等工作機制。
督查工作還要落實到人員的任免上，做到像第 25 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導向”。
吳老呼吁：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
改革的進程從來不會一帆風順，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社會是大勢所趨，除此之外，中國別無出路。
在此關鍵時刻，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出努力。我集結之前的專著并以《中國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會凝聚共識，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道路，為中華民族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善哉吳老！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平臺“劉勝軍微財經”（ID：caijingknowledge），作者：劉勝軍，原標題：《“吳市場”指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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