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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十年來，學者下海經商成功的例子很多，但商人上岸研究學術成名的，唯有梁建章一人而已。

前幾天，中國的幾位教授們成了網紅。

先是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張曄發文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并領取生育補貼，如未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然后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胡繼曄在接受國富智庫專訪時表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征收“社會撫養稅”。胡教授還對國富智庫說，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就要進行鼓勵”。他還舉例稱，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這些雷人雷語如果是出自麻將館里的摳腳大漢之口也還罷了，但居然是從幾位教授口中說出，這簡直是天雷滾滾，雷得全國吃瓜群眾外焦里嫩，連手里的瓜皮都雷出了焦糊味。人們不禁要問：學者難道不是應該靠學術成就走紅嗎？為什么當代的網紅學者們靠得都是雷人雷語呢？我們的學界到底怎么了？

好在中國學界也不全是這個類型的學者，這兩天梁建章也針對此事發表了一些看法。梁建章認為，“生孩子首先是家事，一個家庭生多少個孩子，何時生孩子，歸根結底應該由這個家庭來決定。國家政策既不應該限制生育，也不應該強制生育?！?、“要通過減稅增收來降低育兒成本，是要獎勵多生而不是懲罰少生?！?、“無論是‘公民工資按比例繳納生育基金’還是對丁克征收‘社會撫養稅’，都是強制性計劃生育思維的延續，這是不能接受的。”

對于人口問題，梁建章顯然比前面幾位學者的社會認知程度要強得多，那么，梁建章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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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5年第1期的《人民教育》上，有一篇題為《計算機并不神秘》的文章，其中寫道：“上海育才中學初中學生梁建章是個少年電子計算機愛好者，初一開始學習計算機知識，初二時為了參加市青少年計算機程序設計選拔賽，他別出心裁地設計了一個《計算機詩詞創作系統》程序，成功地‘教會’了計算機寫詩?！?/p>

2018年，AI是個熱詞，但當年梁建章在上海讀《人工智能原理》的時候，日歷還只翻到1983年，而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在2000年前后才真正接觸到電腦、互聯網這些東西的。然而，梁建章的“開掛”人生此時也不過是剛剛開始。

梁建章16歲從初中直接考入復旦大學首屆少年班，半年后轉入計算機系，一年后又留學美國；20歲獲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進入甲骨文公司工作；28歲回國任甲骨文公司中國區咨詢總監。 

1998年，梁建章30歲。那一年，他與季琦、沈南鵬、范敏共同創立了攜程網。

為什么會選擇做旅游類網站呢？梁建章認為，1998年中國的旅游業規模達到2391億元人民幣，旅游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還高于汽車，那么市場潛力無疑是巨大的，而當時的旅游社提供的服務很不到位，這又成為攜程的崛起的巨大機遇。

攜程成立時正逢互聯網高潮期，梁建章迅速從IDG、軟銀、晨興等風險投資商處融到了500多萬美元的資金，自此后，攜程一路行駛在快車道上。2002年攜程的營業額就已高達10億元人民幣，而新浪2003年全年收入也不過9.4億元人民幣，攜程的凈利潤更是讓平均凈利潤率只有1%-2%的傳統旅游行業不能望其項背。2002年，34歲的梁建章帶領攜程網成功登陸美國納斯達克。

上市后的攜程很快進入了并購期。攜程先是收購了當時最大的酒店預定中心——現代運通；隨后又切入機票預訂領域，并購機票代理公司北京海岸；之后又將華程西南旅行社收入囊中，正式進軍自助游市場。在梁建章的運作下，攜程不再只是一家網站，而是“高科技武裝的旅行服務公司”，是傳統行業的整合者。

攜程在梁建章設想的軌道上飛速運轉，但此時的梁建章卻開始思考，他要不要離開攜程去追求另一種自己想要的人生？其實梁建章的這個念頭從2005年開始就已經有了，很多人以為才35歲的梁建章肯定會選擇二次創業，然而大家都猜錯了，他內心里想的是要繼續讀書，繼續學習。

2006年，38歲的梁建章辭職，準備二度赴美留學。一個曾經叱咤商界的風云人物選擇走入寂寥的書齋，開始認真鉆研學術，這份沉靜之心實在難能可貴。

與上一期的《風云四十年》系列中，我們聊到了碧桂園的董事長楊國強。楊國強文化水平不高，所以遇到人生難題自己也很迷茫，只好在家里拿著毛筆一遍一遍地寫“為了什么”。但梁建章與楊國強完全不同，他是一位非常典型的高知型企業家，他對于自己的人生有非常周密的規劃，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學者走出書齋下海經商成功的人多如牛毛，而功成名就的商人重新拿起書卷的人寥若晨星，這其中最后學術有成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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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梁建章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讀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人口和創業以及中國勞動力市場。

他在商界是個年輕的企業家，但在學生群體中他的年齡算不上太年輕了，但是他重新撿起了高等數學，選修了超過別人三分之一的課程量。除了自己繁重的學業之外，他每天4點鐘放學回家，還要給正在上小學的兒子輔導功課。盡管那段日子依然很匆忙，但梁建章卻覺得，那是一段難得的寧靜時光，因為如果在中國，每天都會不停地有人來找他，談投資，談合作，談如何賺更多的錢。

賺錢很重要，但賺到錢之后，還應當有一些更高的人生追求。在這一點上，梁建章是中國企業界的一股清流。

他在美國師從人力資源經濟學權威Edward Lazear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研究人力資源、教育和經濟，重點是創新和創業。在研究過程中，他被一連串數據和荒唐的現象所震驚：一方面，未來幾十年里中國的人口結構會出現巨大變化，拖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這個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國家仍然嚴格執行著計劃生育。梁建章說：“據斯坦福的最新研究表明，一個國家人口結構老化后，其創業和創新活力會隨之衰退。”

為了佐證這一的論點，梁建章在北美、日本等地進行實地調研，在做博士論文期間，他自己編寫和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這是一部充滿著數字、圖表和邏輯分析的短片。等拍完之后，梁建章才意識到：經濟學家們也許看完就明白問題的所在，但對一般公眾而言，這遠遠不夠。梁建章認為，“這確實是需要坐下來至少花幾個小時來討論的問題，農村人口、資源、城市化、交通等等。所以，覺得還是得寫本書把這些問題說清楚。”

然而就在此時，攜程網的經營卻出現了一些問題，因此梁建章不得不放下書卷，重新回到了攜程。

2013年2月21日，攜程宣布任命梁建章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并兼任攜程旗下負責旅游相關業務的攜程旅游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梁建章發內部郵件稱：“我回攜程，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二次創業的艱辛、激情和成功的快感?！边@一次重返攜程二次創業的經歷一直持續到2016年11月，當攜程回歸正軌之后，47歲的梁建章將CEO職位交棒給孫潔，自己再度選擇了學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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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建章從攜程二度辭職之后，他就成為了一個非常純粹的人口經濟學學者，現在他身上的攜程前CEO光環已經基本消失，而他并沒有因此感到失落，從他的一些公開言論看，他似乎更喜歡學者的身份。

2011年2月，他將自己在斯坦福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拍攝的那部紀錄片發在了新浪微博上，他在紀錄片里提醒中國人應當警惕，并認為如此低的生育率會讓中國人口結構在今后30年內發生劇烈的變化，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部題為《中國人可以多生嗎？科學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紀錄片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許多人在評論里罵他“自私”、“屁股決定腦袋”、“偽科學”，財經界的超女葉檀還一連寫了8篇系列文章來駁斥梁建章的人口新論，并認為“反智的人口理論可以休矣！”

但是，2016年，執行了35年的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終結，這說明中國最高決策層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梁建章的觀點。

2018年4月，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十年二十人》紀錄片里專訪了梁建章，這時候梁建章說，實際上在2010年，學術圈已經在討論這個話題了，只是這個話題很敏感，誰也不敢第一個碰這事情，所以只是在極小的學術圈里私下交流。

梁建章所陳述的這一困境，不禁讓人想起1957年的中國人口困境。1955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在浙江、上海等地進行人口調查，以第一手資料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具體國情，形成了“新人口論”的雛形，但是迫于當時的社會輿論環境，他什么都不敢說。1957年4月，馬寅初認為這事已經可以說說了，于是在北大發表了題為《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演講，6月形成提案，7月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接著，一頂“右派”的帽子穩穩地戴在了他的頭上。

然而馬老先生說過，“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真正的學者天然就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所謂學者的價值在于，說出自己心中的真話比迎合誰的觀點更加重要。但是，中國學術界這些年的某些表現實在是讓人很失望。

對執行了幾十年的基本國策提出質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作為企業家質疑這種事非常冒險，但作為學者的梁建章做到了。美國康奈爾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黃明說，梁建章可能是中國最純粹的經濟學家之一。因為他聰明、勤奮又有智慧，所以他的研究能出真正有價值的成果；因為他淡泊名利，所以他能靜心于學術研究；因為他有錢，所以他可以不像某些學者那樣為生活壓力所迫而流于浮躁。

“單獨政策”放開之后，新生人口并沒有像葉檀們當初所說的那樣出現“可怕的報復性反彈”，其現實結果正如梁建章所說的那樣，新生人口繼續下降。2017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上年減少6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那么，為什么？ 

梁建章專門撰文論述了此事，他認為，這是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在中國生孩子是個極其痛苦的事情。高高在上的樓價、雙獨夫妻面臨著贍養四位老人的巨大壓力、生育成本、教育產業化帶來的不斷飆升的教育支出……這一切都讓中國的年輕一代不堪重負，那么，又有多少中國年輕人能夠負擔得了二胎的壓力呢？在雷死人的“磚家”們看來，這一切都不是什么大問題，只要加收單身稅、丁克稅、一孩稅，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在他們看來，沒有什么事情是加稅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加雙倍好了！

當然在解決之道方面，梁建章的建議腦洞也很大。比如他提出“縮短中小學學制，讓女學霸們早點畢業”、“允許員工在家辦公”、“尊重單親媽媽”、“孩子跟媽媽姓”，這些想法其實真要是去落地執行的話，顯而易見困難是極其巨大的。對此，吳曉波曾經提出了一個極有力的質疑：“絞盡腦汁想這些稀奇古怪的辦法有用么？”不過梁建章的反擊同樣很有力：“我們還是要想想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梁建章提出了當前中國在新的人口形勢之下面臨的新問題，但是顯然他在解決方法上也沒想好。不過，如此重大的社會命題本身就是極難去解決的，現在想不出來很正常，但只有全中國人都能正視這個現實問題，未來才有解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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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創業四年就成功登陸納斯達克，作為企業家的梁建章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但是如果僅僅如此，那么他雖然出類拔萃，但也算不得多么了不起，畢竟四十年來中國企業家創富的故事其實太多太多。然而，舍得主動放下企業家的身份，潛心于學術研究，并且在社會層面推動中國進步的人能有幾位呢？

事因難能，所以可貴。也許若干年后，梁建章在人口經濟學方面的成就會遠超攜程網，這可能也是他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標。

最近，一種“養老是家事也是國事”的論調正在網絡上流行，針對這一觀點，梁建章在微博上曾經說，生孩子首先是家事，一個家庭生多少個孩子，何時生孩子，歸根結底應該由這個家庭來決定。國家政策既不應該限制生育，也不應該強制生育。

筆者認為，梁建章所倡導的是一種完全基于科學的政策建議，但是當下的卻有另外幾種聲音在帶節奏。一些人在高呼：“對不生育和少生育的人要額外征稅！”另外一些人也在高呼：“高房價，高教育，高醫療，高物價，這種環境還鼓勵生育，不是蠢就是壞！”其實，人口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討論人口問題本應基于科學的基礎，而不應該直接就變成限制生育或者變成強制生育，這兩種極端的路徑顯然都是錯誤的。

但是，在網絡里想理性地、心平氣和地討論一件事，好難啊！

因為，到處都是杠精！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平臺“港股那點事”，（ID：hkstocks），作者：江戶川柯南，原標題：《【風云四十年】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