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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國慶長假，各國旅游景點、購物天堂再一次感受了中國人的巨大購買力。作為一名經濟研究人員，筆者從這一年年出境游的數據變化中觀察到，國人出境游熱情高漲背后有四大因素在推動，而這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兩大潛在影響。且看下文分析。

四大要素影響出境游的客流增速

首先來看我國出境游客流的整體發展趨勢。

我國出境游的快速發展開始于2010年，當時出境游人數約5000萬人次，到2017年出境游人數達到1.31億人次。2018年上半年，中國公民出境游人數是7131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15%，實現了增速持續回升的勢頭，2018年全年有望突破1.5億人次。可見，我國出境游仍處于高速發展的初級階段。

以上只是出境游發展的數據呈現。而驅動國民出境游熱情的因素，從國內外較為成熟的經驗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長。出境游作為居民非必需消費支出，必然會受到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的影響。以日本和韓國為例，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之后，國民出境游開始進入平穩期，此后出境游客流增速與人均GDP增速同步波動的趨勢明顯，并存在一年的滯后期；同樣，2000年以來，韓國出境游客流增速與人均GDP增速滯后一期、同步增長的趨勢明顯。

這種滯后一期、同步波動的趨勢可作如下理解：當本年度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長時，普通家庭通常會預定下一年出境游計劃，這也充分體現了非必需消費支出滯后于收入但同步增長的特點。

同樣，我國出境游與人均GDP的增長同步波動趨勢也較為明顯（參見下圖）。2017年，我國人均GDP為8806.49美元，出境游滲透率為5.62%，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韓國基本相當。當前，日本出境游滲透率穩定在14%左右，韓國大約為40%。由此可見，隨著我國人均GDP增長，出境游滲透率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其次是人民幣匯率與境外購買力的變化。人民幣匯率和境外購買力的變化，是影響出境游與境內游相對價格的最直接因素。例如2010年-2015年，出境游之所以維持高速增長，與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境外整體購買力不斷上升不無關系，而到了2016年，人民幣對美元、港元和大多數國家貨幣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這也是導致當年出境游增速創新低（4.3%）的重要原因。

具體來看，人民幣匯率對出境游的影響有以下三大特點：

一是匯率波動對境外消費、購物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大于對出境人次的影響，這在2016年人民幣對港元貶值、國人前往香港購物大幅減少現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二是匯率長期趨勢影響要大于短期波動的影響，這是因為匯率短期變化難以預測，對旅客出境游計劃難以產生影響，但匯率長期趨勢對出境游支出的影響更為明顯；

三是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要大于人民幣與美元等貨幣雙邊匯率對出境游的影響。例如，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穩定，盡管可能會因美元升值而出現被動貶值，但人民幣對非美貨幣可能既有升、也有貶，游客可以在不同貨幣之間選擇人民幣購買力更強的旅游目的地，從而保持出境游客流整體相對穩定。

再次是地緣政治動蕩、自然災害和社會安全事件等。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和社會安全局勢、中國與該國的雙邊關系對于游客的選擇會產生較大影響。過去幾年，對國人出境游影響較大的非經濟事件主要有：

2009年4月，泰國爆發長達半年的大規模示威游行；2010年4月，泰國政府軍與紅衫軍爆發沖突；2014年3月-7月，馬來西亞客機接連爆發事故；2016年泰國“零團費”等旅游亂象。這些安全和市場秩序亂象，對中國赴東南亞的出境游客流產生較大沖擊。

2011年3月，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2012年9月日本釣魚島“國有化”使得中日外交關系急劇惡化，導致2012年和2013年中國赴日游客銳減。

2016年英國脫歐，2017年法國德國接連爆發恐怖襲擊，加上日趨嚴峻的難民潮，使得2016年-2017中國赴歐客流大幅下滑。

2017年3月受薩德外交風波和朝鮮半島局勢動蕩影響，2017年赴韓客流急劇減少。

最后是境外旅游目的地對中國游客簽證政策日漸寬松。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逐步提升，以及中國消費者境外購買力快速增長。我國與越來越多的國家簽訂了新的簽證政策，各國競相給予中國游客簽證便利條件，這也助推了中國出境游人數的迅速增長。截至2018年初，持普通護照中國公民可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 66個，其中包括 12個可互免普通護照簽證國家，15個單方面允許中國公民免簽入境，39個單方面允許中國公民辦理落地簽證（參見下表）。另外，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韓國、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也向中國游客推出1-10年期多次入境簽證。

出境游的繁榮帶來兩大負面影響

毋庸置疑，境外游的繁榮是中國居民消費升級、國民福利不斷提升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國民出境游的蓬勃發展，給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和國內消費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旅游貿易逆差成為服務貿易逆差的主體部分。2017年服務貿易中，旅游進口（居民出境游為主體）規模為2548億美元，旅游出口（外國公民入境游）規模僅為387億美元，逆差額高達2165億美元，占當年服務貿易總逆差（2395億美元）的比重高達90.4%（參見下圖），遠在金融服務、專利使用、電影進口等服務貿易逆差之上。

今年1-7月，旅游貿易逆差規模仍高達1413億美元，占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比重仍在80%以上，不出意外，在國慶長假出境游之后，2018年全年旅游行業占服務逆差比重還可能突破90%。換言之，旅游服務貿易逆差成為2010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主導力量，也消耗了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

第二，居民購買力向境外轉移，是造成國內消費疲軟的原因之一。近年來，中產家庭逐漸成為出境游的主力軍，而且每個家庭的消費支出與居民收入增長大體相當。由此，這些家庭的出境游消費和境內消費必然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據聯合國國際旅游組織統計，2017年世界旅游總收入為1.3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游客消費規模為2580億美元，接近全球總收入的五分之一，是美國游客消費總額的近兩倍。

又比如，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期間，大約10萬名中國游客赴俄旅游、觀賽，給俄羅斯帶來超過30億元的收入。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國內各種消費數據持續疲軟，雖然其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門杠桿率高企、國內商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性價比較低，但也與國民出境游、境外購物一片繁榮不無關系。

*本文來源：品途商業評論，本文作者：黃志龍，原標題：《出境游繁花似錦背后的經濟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