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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要點：

壹  ||  從物業的角度，租客是轉了超過二手的“房東”，與該物業沒有簽訂正式租賃合同，不屬于被服務對象；從民宿主的角度，即使其運營的房源符合相關規定要求，也只能在政策邊緣經營。

貳  || 征求意見稿還對城市民宿經營者當面核實住宿者身份、發布短租信息互聯網平臺承擔核實責任等各方面提出了嚴格要求。

8月10日，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見稿）》，通知中提到，要對利用居住小區內的住房，按日或者小時收費，提供住宿休息服務的經營場所，也就是行業俗稱的城市民宿進行嚴格的規范管理。

此征求意見稿被業內稱作對城市民宿行業的“最嚴監管”。多位從業人士表示，如果按照目前公布的監管方式與力度，幾乎沒有一家個人創業型的城市民宿品牌能夠通過監管要求，北京的城市民宿將面臨“團滅”。

不過，也有很多從業者認為，對北京的城市民宿行業立規，是行業走向合法化的開始，一定歷史階段內的陣痛無法避免，行業終將走向更好，“團滅”之后將是絕地“翻盤”。

民宿一夜

8月9日，記者通過互聯網平臺預定了位于北京市建華南路6號院地杰長安驛小區的一家民宿并順利入住。8月10日深夜，當記者再次進入小區入住時，被小區物業工作人員攔在了門外。

這位張姓物業工作人員對記者稱：“你住的是違法日租房，就算現在我讓你住進去，一會兒派出所的民警過來，也會把你趕出來，到時候你更麻煩。”

記者隨即向該工作人員表示，民宿的住宿費用已經支付，且已是深夜近11點，能否住一晚再與民宿主商議后續的退房事宜。

該物業工作人員稱：“你付過錢這件事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我現在不讓你進去是按照派出所的要求，房間在哪里訂的你就上哪要錢?！彼瑫r要求記者查看小區大門上張貼的一份告知。

該告知由建外派出所張貼，告知稱，小區內的所有酒店都是非正規酒店，不建議消費者居住。

記者隨后撥打了建外派出所的電話，辦事民警對記者表示，沒有合法民宿經營牌照的日租、時租房都是違法日租房，租住在違法日租房內，租客的安全和財產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物業禁止租客進入違法日租房的行為是正確的，租客與運營者之間的退款問題不屬于派出所的管轄范圍，如果無法得到退款，租客應該尋求消費者協會的幫助或走法院流程。

在此期間，記者提出，筆記本電腦等貴重物品還留在民宿房間內，希望能回房間將貴重物品取回，張姓物業工作人員拒絕了這一要求，而辦事民警則要求物業指派一位安保人員與記者一同取回物品后，再將記者帶出小區。

由于無法入住，記者聯系了民宿的運營者并說明了情況，該運營者表示，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可以退房的最后時間點，該房源今晚的空閑損失無法收回，退款問題很難協調。

在記者多次表達了事件的不可抗性并讓運營者直接與物業工作人員對話后，運營者提出了解決方案，即讓記者入住他管理的另一間民宿房源，他向記者承諾，另一間房源一定可以入住。

最終，記者去往民宿運營者提供的另一間房源，并順利入住。

從禁止入住到換房的環節中，“民宿”這一產品，事實上喪失了作為合法商品的屬性。

從物業的角度，租客是轉了超過二手的“房東”，與該物業沒有簽訂正式租賃合同，不屬于被服務對象；從派出所的角度，沒有經營牌照的民宿是不受官方認可的違法經營；從民宿主的角度，即使其運營的房源符合相關規定要求，也只能在政策邊緣經營；對租客而言，原本簡單的租賃交易行為，由于規則的缺失，成了復雜的民事案件與經濟糾紛。

城市“灰色地帶” 

此前，北京的城市民宿一直處于政策的“灰色地帶”。

溫度民宿創始人李奮斗在北京有16個民宿，大部分房源都位于普通住宅小區內，這些城市民宿最大的痛點就是沒有合法身份。

“2008年奧運會前后，北京發放了一批城市民宿的合法經營牌照，發放對象以大型企業、國企背景品牌為主，在這之后，民宿主沒有途徑取得合法經營牌照了。”李奮斗稱。

但他認為，現階段，民宿完全能夠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利用科技手段，達到消防、安防等各方面要求，“比如說，通過人臉識別技術，就可以對租客進行身份確認，大門口安裝攝像頭允許公安實時調取，解決安防方面的擔憂，保障民宿安全穩定其實已經沒有技術壁壘了，如果從稅收方面來講，通過途家、美團、愛彼迎等平臺，我們都是可以也愿意納稅的。”

然而，在缺乏合法經營牌照的情況下，城市民宿的定位極其尷尬，因疫情停工時間較長，也經常需要面臨違法日租房的拷問。

李奮斗表示，如今的入住率還不到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入住的客人主要是商旅人士以及來北京看病的病患及家屬群體，游客的比例接近零，而此時，北京在行業接近冰點的時期發布《關于規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令包括他在內的大批民宿運營者感到困惑。

此次的征求意見稿被業內認為是“最嚴監管”，根據要求，城市民宿必須符合小區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決定，取得房屋業主的書面同意，并符合建筑、消防、治安、衛生等方面的安全條件，依法辦理房屋出租登記，如果小區沒有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則需要取得本棟樓內其他業主的書面同意。

此外，征求意見稿還對城市民宿經營者當面核實住宿者身份、發布短租信息互聯網平臺承擔核實責任等各方面提出了嚴格要求。

李奮斗表示，“除非是一整棟樓大家都做民宿或者辦公，有相對一致的屬性，或者是獨棟、房東就可以代表整棟樓的業主，除此之外，廣泛分布在普通小區里的民宿都無法符合監管標準，想在醫院旁邊短租有廚房房間的病患、家屬，家庭出游的一家人，商務出游的團隊，一大批剛需群體的需求可能就被抹去了。”

包括李奮斗在內的多個民宿運營者直言，如果完全按照此標準，北京絕大多數的城市民宿將從此由模棱兩可的灰色徹底轉為不合規的“黑色”。

“陣痛”之后 

“作為平臺我們非常理解很多民宿品牌主現在的擔憂，一個規范出來的過程中，肯定是會有市場震動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從大的趨勢上來講，國家希望這個行業有健康的發展，各地民宿的管理規范、管理條例層出不窮的出臺，都是為了讓行業能站在陽光下發展?！蓖炯覉绦懈笨偛眉媸紫虅展倮钫淠菡J為，行業走向規范的陣痛是發展的必經之路。

以民宿行業發展先行一步的日本為例，2018年，日本發布了《日本民宿新法》，從法律層面為日本民宿的合法化“解禁”，而在新法發布前，日本政府征詢了不下20稿的建議稿。

途家在日本民宿新法面向社會征詢意見期間也參與其中，李珍妮表示，最早期的新法意見中，日本政府要求停止東京所有民宿的經營，因為日本政府認為東京城區主要是以商務為主，而且東京是日本政治經濟中心，有很多國際會議舉行，但在修訂過程中，在開放運營時間、開放運營區域等各個方面都逐漸有了適合的規范細則，這使得新法最終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包括李珍妮在內的一批業內人士代表了行業內更偏向樂觀的一面，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中心，如果能夠先立規后立法，為城市民宿真正走向合法化畫出一個清晰的界線，為民宿主申請到合法運營牌照提供一個完整的路徑，這無疑對全國民宿的合法化發展有著借鑒意義。

一家國內民宿互聯網平臺的創始人對記者表示，“民宿行業通過很多年、很多代創業者的努力，完成了早期的市場教育，時至今日，從客戶群體到平臺再到民宿主，整個民宿行業已經是一個能夠自洽的內循環生態，但問題在于，光有內循環是不夠的，北京的新監管就是在打破民宿長期處于灰色地帶的舒適圈，讓它能夠進入陽光下合法合規發展的大循環。”

李珍妮則認為，行業從業者應該首先進行反思，監管終究來源于目前行業生態的不健康，如果單從平臺交易量的角度來看，北京的城市民宿在每個民宿互聯網平臺上都占據了極高的成交量，“在途家，北京始終在成交量TOP10之內，甚至時常在TOP3，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每個平臺都在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的要求，并針對意見稿給出相應的反饋，積極推動行業立規立法，讓行業有一個合法的‘身份證’，這是大家都希望的結果?！?/p>

（本文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執惠立場。）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經濟觀察報”（ID：eeo-com-cn），作者：饒賢君，原標題：《“最嚴監管”下，北京城市民宿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