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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旅游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早已超越了單純創匯的發展初級階段，而是可以充分發揮對外對內兩大功能：對外引領大國外交戰略，成為“一帶一路”的先行者，謀求國際旅游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大格局和大作為，用我國旅游人口紅利在國際社會充分展示我們參與國際競爭的軟實力和巧實力；對內可以提升國民素質，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和全社會的服務意識和管理水平。

但隨著我國出境旅游人數和境外消費的增加，出現的國際旅游收支逆差，被有些專家學者稱為“旅游服務貿易逆差”，視作發展旅游業的負資產而提出了警告，給出境旅游發展帶來了困惑。

這種看法既反映了對國際服務貿易規則不了解，對旅游業的新常態的不適應，也是對新時期國家所賦予旅游業更新、更高的戰略定位認識不深刻。關于我國國際旅游收支逆差問題，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尋找出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

首先，為了便于比較，以2013年的旅游統計為例，當年我國出境旅游9818萬人，花費1285.8億美元，而入境旅游收入為 516.64 億美元，兩者相差769.16 億美元。但事實上，在 9818 萬出境游客中，赴港澳的就達到了6554萬人，占出境旅游總人數的66.8%。在 769.16 億美元逆差中，港澳就占到了 400億美元，占總逆差的52%。

這是“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香港對內地居民開放自由行的結果，是符合CEPA政策預期的，也是國家戰略發展的需要。可以說，這部分“肥水”并沒有流入“外人田”。

據我們的研究測算，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逆差在250億美元左右；與韓國、美國的逆差不到40億美元；與澳大利亞的逆差不到25億美元；與新加坡不到15億美元；而與日本、英國則是順差。這就是說，實際的國際旅游收支逆差程度并不嚴重。

其次，國際旅游收支不等于“旅游服務貿易”。

嚴格來說，在現行的貿易、服務貿易和國際收支等國際性文件、協定和統計手冊中并沒有“旅游服務貿易”這一概念和統計指標。

根據2010年聯合國（UN）、歐共體委員會（EC）、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世界貿易組織（WTO）等6家國際性機構所編制的《2010年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MSITS 2010）說明，按照《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將服務貿易分為4種模式：跨界供應、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存在。

跨界供應不涉及消費者的跨國流動，因而也不涉及旅游消費，出境旅游主要屬于境外消費（但不是全部），而商業存在和自然人存在因涉及人員的跨國流動，由于世貿組織對于人員的界定是以居民和非居民來定義的.

與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UNWTO）對于游客的定義口徑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出現部分計入旅游消費中。《2010年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的框架是以《國際收支與國際投資頭寸手冊（第六版）》（BPM6）和《國民賬戶體系（2008）》（2008SNA）為基礎建立的，從某一經濟體常住者與非常住者之間的常規國際收支角度著手，深入闡述了國際服務貿易的測度問題。

國際服務貿易的這種分類主要是特定行業和特定產品和服務的供應方來劃分的，其目的也主要有利于國際間雙邊或多邊的貿易談判。旅游附屬賬戶(也被譯為旅游衛星賬戶)主要是考察旅游與其他部門之間存在的直接和間接的經濟聯系。但這兩套統計系統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中最主要的差異在于，在國際服務貿易統計中，國際間的客運和超過合理范圍的購物開支都不列入旅游消費之列。這意味著，“國際倒爺”的購物花費（無論是俄羅斯游客在北京雅寶路或秀水街批貨，還是中國游客在國外奧特萊斯和專賣店掃貨）都是不能算作服務貿易。

總之，旅游業和旅游部門與外貿部門對于出境旅游和出境旅游消費的定義和分類，以及所采用的術語體系和語境都不盡相同，統計的范圍和內容也不完全一樣。在現行的世界貿易統計體系框架中，并沒有“旅游服務貿易”這一概念和統計指標，出境旅游花費的統計主要置于國際服務貿易的模式二（境外消費）項下，但兩者的統計口徑和內容又不完全一致。

我國的出境旅游者中不少游客代購、掃貨、血拼（shopping的中文音譯戲稱）成為旅途中的必選，甚至是首選項目。

去巴黎旅游往往是“30分鐘盧浮宮，3個小時老佛爺”，不去奧塞博物館、蓬皮杜藝術中心和先賢祠等，而是去巴黎春天、香榭麗舍大街的奢侈品專賣店，也沒有在米其林三星餐廳用過餐，在花神咖啡館喝過咖啡，而是在下榻的飯店泡方便面。

但在購物上，卻出手闊綽。中國游客購買的商品類型全、數量多。從奢侈品牌的服裝鞋帽、金銀珠寶、手表首飾、藥妝用品到電器電子產品、嬰兒奶粉等不一而足。

中國大媽在海外搶購黃金飾品，一度影響到國際黃金市場的價格走勢。嚴格來說，這是不符合《國際服務貿易統計手冊》中定義的旅行支出。也就是說，這部分花費其實不屬于服務貿易，而應視作是一種特殊的小額貨物貿易。

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國內富裕階層的人數增加，消費升級，消費觀念更新，追逐國際時尚。

在國內商店銷售的同類進口產品由于受關稅及物流成本的影響，不僅價格嚴重偏高，而且“山寨”和假冒產品泛濫。再加上國內假日制度的改革，旅游目的地國家簽證制度的放寬和手續便利化，尤其是人民幣的持續堅挺，2013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連續 41 次創新高，升值幅度是上一年的3倍，所有這些因素都刺激了出境旅游購物潮的高漲。

海外購物的巨大需求已經引發了市場競爭的倒逼機制。目前，在海南國際旅游島所建的三亞大型免稅店、上海浦東自由貿易區都已經實現了進口名牌商品銷售服務的國際化和本地化，隨著廣東、天津、福建等地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可以預料，出境旅游購物會隨之下降，國際旅游收支趨向平衡。

再次，從宏觀經濟上看，我國的服務貿易總額僅占對外貿易總額的11.5%，全球各國服務進出口總額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為20.0%左右，中國當前的表現“明顯低于”這一標準。

從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上看，旅游造成的逆差只占貨物貿易順差的29.6%，并不會造成有些學者所擔心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何況旅游造成的逆差有相當大的部分還是貨物貿易，不是服務貿易。

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是宏觀上的、動態的整體平衡，不是片面追求所有行業和領域都要自身達到收支平衡，這既不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也有違國際貿易實踐。

我國國際旅游收支從純粹創匯、順差到逆差是一個人口大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結果，是由單向對外開放（入境旅游）向雙向開放（入出境旅游）、由重點開放（港澳臺新馬泰）向全面開放（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必然選擇。

這是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之義，也是一條讓改革成果惠及普通民眾的必由之路。因為旅游是人的自由流動，出國（境）旅游需求是很難替代的。基于資源稟賦、勞動分工和比較優勢等要素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是不適用于國際旅游業的。

出境旅游作為一種“異域風景”進口是較難實現“進口替代”的，即使像迪士尼樂園這樣的人造景觀可以引入國內，但從服務貿易角度看，仍然是屬于進口服務，無非是將模式二（境外消費）轉為模式一（跨界供應）。

旅游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盡管目前我國出境旅游人數已居全球第一，但由于我們人口基數大，出境旅游的出游率仍非常之低。2013年我國的出境旅游人數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7.3%，如果不計去港澳地區的話，出游率只有2.4%。這一比例低于大多數中等發達國家。這也說明我國出境旅游發展潛力仍然巨大，出現國際旅游收支一定程度的逆差，將是未來我國旅游業發展的新常態。

最后，金融管理部門似乎對旅游逆差這一現象熟視無睹，不僅不對出境攜帶外匯從嚴管制，反而將免申報額度由2000美元放寬到5000美元。四大商業銀行還可以在出境前臨時增加游客信用卡的授信額度，也無需攜帶大量現金和行前換匯。

并在全球加快銀聯卡支付結算網布點。目前已有110個國家可以使用中國銀聯卡消費，在澳大利亞設立的首個人民幣離岸中心也正在積極籌劃中。所有這些跡象都表明金融管理層并不擔心旅游逆差的問題，反而采取藏匯于民、用匯于民、放松管制的做法，反映了對外匯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相比之下，一些旅游學者對此杞人憂天，作繭自縛，視野過窄，格局太小。至于由此提議征收出境稅更是與減少逆差南轅北轍，靠征收人頭費是無濟于事的，因為造成逆差的原因不是由于出境人數太多造成的旅游消費過大，而是由大量購物造成的。所以即使征稅，也應該征收超額商品的關稅，而不是出境稅。

我們認為，更為積極的做法是，完善海南國際旅游島和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商業服務，加快廣東、天津、福建等地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縮小與國際市場在商品質量、價格、服務等方面的差距，減少出境旅游不合理的購物開支，增加精神享受和文化產品的消費，使出境旅游真正成為開闊眼界、增長知識、豐富閱歷、展示大國國民風范的大眾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