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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

我上世紀70年代在歐洲讀書，那時候我寫關于文藝復興的藝術史，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去過意大利？”我說還沒有。他說，“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你怎么敢寫他？”后來我在意大利跑了一個月。身上就是一個背包，兩件襯衫。我也曾經睡火車站，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里面。他們問我，“你怎么沒帶報紙？要鋪報紙的?！彼麄兙头纸o我。早上五點，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當，當，當，敲著桶子，叫醒大家，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火車站要營運了。

不要問該準備什么？先問你愛什么？

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翡冷翠（意大利佛羅倫薩）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帶個氈呢帽，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就到歐洲來旅行?；ㄍ炅?，一點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時候感觸很深，不同的文化，年輕人可以這么不一樣。他們將來長大以后，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今宵酒醒何處？”中國文化里面本來有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壯游”，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歐洲，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就會來問我：“我要去歐洲，要準備什么？”我就會反問他，“你覺得你要去做什么？”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強的時候，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他們的信用卡、語言，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臺灣商人好，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因為他們沒安全感。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

其實壯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說。

我常常跟朋友說，《西游記》孫悟空那么厲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為什么是唐三藏取經？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而唐三藏有動機，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沒有動機，根本就沒有出發點，連起跑點都沒有。只要有動機，就很棒。最怕的是無所愛。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我會問他，“你愛什么？”如果喜歡搖滾，要去玩重金屬，想要跟樂團，我都覺得很好。此外，“壯游”的“壯”字，不只是炫耀。壯這個字，包含了一個深刻的，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系。

旅游是很大的反省，是用異文化，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比較里面，才了解文化的不同，沒有優劣。就像寫《裨海紀游》（編按：清朝康熙年間記錄臺灣山川風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下雨他們就在淋雨。他就問：“為什么不讓他們在屋檐下躲雨？”翻譯官就告訴他，“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他們是不怕淋雨的?！庇粲篮泳蛧@了一口氣說，“亦人也?！?/p>

所有好的旅游書，都會有這個觀點。著有《真臘風土記》、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時候，受不了天氣。他不了解當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變了。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當時元朝那么偉大，但他后來說，真臘（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可是禮儀這么嚴整，“不可輕視也。”我覺得，人不可能沒有主觀，可是慢慢在旅游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才是好的旅游。

不只向外觀察，而是向內反省。

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F在信息真的很發達，在出發以前，可做一些準備的工作。第二個，到現場之后，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我帶朋友去吳哥窟，我會說，“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彼麄兿萝嚩紩樢惶?，真的什么都沒有。我們叫做“家徒四壁”，他們連壁都沒有。我在臺灣，老覺得我還缺什么。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臺北家有什么?！蔽乙詾槲冶人麄兏挥小?/p>

可是后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里回來，脫光光的在河里、蓮花當中，彼此潑水、唱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獲。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游都值得，因為只要一對比，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內在，最美的東西。外在的風景，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壯游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而是向內的反省。

在一個環境久了，不但爆腦漿、爆肝，還會變得“僵化”與“麻木不仁”。

出走當然是一個很棒的選擇，若短期無法成行……閱讀、手作、聊天、學習、陪伴、分享、運動、散心、唱歌、畫畫……也是很不錯的方法。只要能讓你的生活比重產生變化的自然也會改變你的生活質量，避免腦子僵化、心靈麻木了。

有多久沒抬頭看看天、看看路邊的小花小草、聽聽在行道樹上吱喳的小鳥?

就從這個簡單的改變開始吧！

（本文摘自《生活十講》）

蔣勛

1947年生于西安，祖籍福建長樂，成長于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后赴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曾任《雄獅美術》月刊主編，先后執教于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大學等，現任《聯合文學》社長。著有詩作、小說、散文、藝術評論等，代表作有《孤獨六講》《生活十講》《天地有大美》《漢字書法之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