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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時期，疫情防控需要盡量減少人員流動；另一方面，很多單位又需要開展工作。為兼顧兩方面需求，“在家辦公”成為了全民行動。

對于“在家辦公”，不少人表示歡迎，認為這么做可以避免交叉感染，還省去通勤時間的浪費，家中環境舒適，心情也更加放松，有時也能兼顧家庭，可謂一舉多得。不過，也有部分公司和員工準備不充分，在享受到便捷的同時，也面臨一些煩惱，很多人反饋在家辦公有可能會導致工作和生活失去界限感，而且在家辦公太舒適，缺乏約束，反而會導致效率低下。

那么，“在家辦公”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還是會逐漸發展成為未來辦公的新趨勢？“在家辦公”是否會使員工由于缺乏監督而績效下降？它到底是幫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實現了平衡，還是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呢？

2013年，梁建章曾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Nicholas Bloom, John Roberts, Zhichun Jenny Ying等專家學者合作發表《在家辦公的可行性：基于中國的試驗證據》研究論文，對回答上述問題有很好的借鑒作用。該論文發表在經濟學頂尖雜志《經濟學季刊》（QJ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刊登。文章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家辦公”提高了員工13%的績效，使員工具有更高的工作滿意度，工作離職率下降了50%。

項目研究緣起于企業管理的實際問題

在美國，員工在家辦公的企業已經迅速增加，截至論文發表時采取這一辦公模式的人群占整體勞動力的比例在30年間增長了兩倍，從1980年的0.75%上升到2010年的2.4%。

最新的數據顯示，在2017年，美國超過八成企業引入了遠程辦公制度，已有3000萬人在家中遠程辦公，占美國工作人口的16%-19%。全世界已有24%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采用遠程辦公方式。預計到2020年，大約50%的科技公司會有約29%的員工實現遠程辦公。

在中國，對“在家辦公”的需求基于更加實際的企業運營考量。隨著中國房地產價格的不斷攀升，高昂的辦公室租金已然成為企業經營的重要成本。同時，市中心昂貴的房價也會使得很多員工只能選擇居住在郊區。每天漫長的通勤時間也大大影響了員工的勞動效率，并成為工人離職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背景下，攜程的管理層很早就考慮在企業內部推廣“在家辦公”的可行性。然而在當時，對于“在家辦公”模式，整個管理學、經濟學領域中均缺乏相關的科學證據來量化其效果，因此完全沒有任何現成的、可靠的經驗可以借鑒。攜程管理層本著向實踐中學習、從實踐中創新的精神，決定聯合斯坦福大學相關領域的專家，在企業內部設計并組織了一項為期九個月的自然試驗，以科學的設計、嚴謹的計量方法探索并評估“在家辦公”模式的實際效果，從而為企業經營提供重要的指導依據。

項目隨機實驗設計

2010年11月初，攜程當時總員工數約為16000人，其中7500個客戶代表在上海和南通兩個呼叫中心工作，該研究主要在上海呼叫中心的機票和酒店預訂兩個部門進行。參與項目需要滿足的條件是至少要有6個月的任期，住處有寬帶網絡，并且有一個獨立的辦公環境。最終兩個部門的249客服人員自愿參加了這個項目。這些員工被分為了兩個組：生日為偶數的員工進入實驗組，生日奇數的進入對照組。

2010年12月6日項目正式開始，持續了九個月。實驗組的工作模式采取了在家辦公與公司辦公相混合的方法。

具體為：參加試驗的員工一個星期里會有4個班次在家里工作，第5個班次轉移到辦公室。輪班日程提前由公司安排。實驗組與控制組工作時采用相同IT設備，接受相同的崗位培訓，遵循相同的辦公流程，并且適用相同的薪資和晉升機制。從而最大限度的確保兩組員工之間的可比性。其效績的最終差異能夠完全歸因于工作方式，即在家與在單位辦公之間的差異。

研究數據收集與結果

攜程在早期就建立了全面的中央數據采集系統，大部分的數據可以直接精準地從公司數據庫里獲取，并且直接應用在項目中。研究收集的數據包括五大方面：績效、勞動力供給、離職、員工每周匯報的工作滿意度、以及詳細的人口統計學特征。

對于客服人員而言，電話處理時間是他們勞動產出最直接和準確衡量的指標。攜程數據庫系統里有電話記錄和電話時長，全公司使用相同的衡量指標，同時會用電話接聽量來衡量計算勞動率。此外，攜程內部心理顧問用《職業倦怠問卷》對相關人員的進行了測試，從而可以及時了解員工的心理狀態和真實反饋。

研究結果顯示，在家辦公的員工業績有顯著的上升，在九個月里業績增加了13%：其中的9%源于病事假的減少導致工作時間的增加，4%來自安靜的工作環境導致工作效率的提高。而其余沒有被選中的團隊，即留在辦公室工作的員工績效沒有發生變化。另外，參與項目的員工們普遍反映，在家辦公能保持更好的工作狀態，并提高工作滿意度。具體的，在家辦公員工的離職率僅為在辦公室工作員工的50%。

“在家辦公”實驗對于企業的影響也是十分顯著的。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提高了20%至30%，同時每年在每位在家辦公的員工上節省了約14000元人民幣的成本。成本的減少中約三分之二來自辦公地點租金的節省，三分之一來自工人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員工離職率的降低。

研究發現（1）：在家辦公的員工業績比對照組高13%。

研究發現（2）：在家辦公的員工離職率比對照組減少50%。

研究結果在企業內部的推廣

在初步試驗取得成功之后，攜程的管理層決定將“在家辦公”模式向全體呼叫中心員工推廣，允許員工自行選擇“在家”或者“在辦公室”的工作模式。

面對此選項，有一半的員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與比較優勢，選擇改變自己當前的工作模式。

結果發現，當所有認為自己適合在家辦公的員工真正實現了在家辦公時，其業績的增加由隨機實驗中的13%進一步上升為22%。

研究結果的重要意義

該項研究提供了科學評估“在家辦公”效果的實證結果。在中國，如果不是此次疫情，在平常時期采用這一辦公模式的公司并不多見，也沒有任何“在家辦公”的試驗被公開報道或發表。雖然項目距離現在已近十年，但該項目的結果目前還是評估“在家辦公”模式的唯一實證證據。

從人口經濟學視角來看，這項研究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如果能在合適的領域有效推行“在家辦公”，不僅可以降低交通成本，緩解城市擁堵，減少空氣污染，還能令更多人愿意在郊區、鄉鎮和農村工作，促使城市房價回歸合理水平，減少城鄉差距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梁建章還在很多場合提倡在家辦公，因為這有利于女性取得和男性一樣的職業發展機會。女性由于對生養小孩承擔了更多的職責，所以很難以長時間出差，在家辦公可以讓職業女性適當減少出差時間，獲得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

疫情之外的“在家辦公”才真正具備評價標準

正是因為10年前的研究項目和梁建章一直以來的鼓勵，使得攜程具備了“在家辦公”的基因。新冠疫情爆發后，攜程員工很快進入在家辦公的狀態。疫情爆發后截至目前，攜程在家辦公人數已超過16000人。統計數據來看，攜程11條業務線近70%的客服員工實施“在家辦公”，部分部門在家辦公人員比例近85%。

瀏覽這一兩周大眾對于“在家辦公”的反饋，多數人的苦惱會反映在“被干擾”方面。因為躲避疫情不出門的并不只有勞動者本人，同時還有家庭中的老人和孩子。但也會有人意識到，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因素，家庭整體的環境對相當多人的工作是有利的：由于不受辦公室干擾和通勤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在家辦公的人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應當看到，梁建章與合作者的這篇論文結論主要適用于有明確工作內容和考核指標的中等技能工作。雖然在職業與工種上有一定的限制性，但實際涉及的員工數量并不在少數。因此論文的結論仍具有相當的適用范圍。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會關心，對于高技能的工作與職業，該如何評估其“在家辦公”的前景與可行性呢？

事實上，與這篇論文發表的年份相比，現在有更多的應用工具和平臺可以為在家辦公提供良好的辦公應用場景，技術的進步使得更多的工作適用于“在家辦公”。有些特別需要創造性的內容，如某些對實驗器材要求不高的科研工作，例如數學，理論物理或者是作家等也很適合在家或者邊旅行邊工作。多人的會議可以通過現代的遠程會議設施很好的進行，有些會議軟件還可以自動做會議記錄和中英文翻譯。很多需要跨國團隊合作的工作也只能通過遠程協作才能完成，推廣在家辦公能夠進一步促進跨區域尤其是跨國團隊間的合作。

誠然，有些工作，特別是涉及到人與人之間深度的帶有情感的交流時，當面進行的效果仍是更好。如考評，職業生涯規劃，或者是一個深刻的談心和承諾，這些還是需要面對面的談心。

當下這場最大規模的“全民在家辦公”是疫情所致，而且身處其中之人都明白，這并非常態。疫情拐點尚未降臨，很多公司會選擇延續在家辦公模式。對于這種模式，企業不應只是采取“被動”或“不得已”的態度，應該懷著開放的心態，利用此次機會，科學地、全面地評估員工“在家辦公”的利弊。對適合采用“在家辦公”的職位以及人員，推廣“在家辦公”的工作模式，并設計相應的人事管理與人事考評機制，充分發揮此模式的優勢，避免其劣勢，從而達到改善員工滿意度，提高員工生產率與企業效益的結果。

我們一起期待著企業和社會回到正軌的那一天，正常狀態下的“在家辦公”，能夠帶來企業與員工的共贏。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繞梁說”（ID：rlsdaily），作者：王輝，原標題：《梁建章QJE論文：“在家辦公”只是疫情之下的非常之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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